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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印刷媒介的力量:政治媒体的兴起

发布于:2018-01-16 10:30  |   作者:采集侠

  翻译:王樊一婧

晚清印刷媒介的力量:政治媒体的兴起

 
报馆愈多,其国愈强。——梁启超,1896   

  晚清中层社会及由其所界定的政治出版业的历史始于《时报》创刊前的许多年。在1890年代的中晚期,改革派发展出一种更具论辩性的政治模式,赋予了出版业新的政治意义,一种新的政治范式和新的印刷业模式也出现了。同时,印刷业的角色转变也受到自19世纪起就在中国兴起的外国报纸的影响。受到这些外国刊物形式和功能上的启发,改革派报人将生产和使用印刷媒介一并纳入他们的改革议程中。正是西式模板与晚清政治改革危机之间的互动最终催生了像《时报》这样的新型政治期刊的出现。

  外报在晚清政治报刊发展的过程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展示了政治出版业并非一个不假外物的媒介。中国的印刷文明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中国在东汉王朝时期(25-220)就发明了纸,在隋(581-618)唐(618-907)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宋朝(960-1279)发明活字印刷术。在外国人传来新式报纸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官办报纸“邸报”,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汉朝(前206-220),更不用说唐朝出版过的“邸报”了。“邸报”由各省官府在首都的亲信通过私人通信的方式传到地方,这些报纸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中介。在晚清,这些官方报纸以“京报”的形式出现,并在1907年转变为“政治官报”(Political gazette),在1910年成为“内阁官报”(Cabinet gazette)。

  除了中国本土印刷业形式和印刷技术的发展,外国在华出版业的确对晚清中国的期刊和媒介产品的逻辑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自1815年起,出于传教目的和商业利益,西方人便开始了在中国的活动,为此后一百年间的出版人提供了可堪借鉴的模型和所必需的印刷技术:1870年代末期的平板印刷术,1880年代的活字铅印。西式印刷业在中国所获得的国际特权,也进一步为本土报纸自由运作提供了独立于王朝中央管控之外及物质上和法律上的空间。上海成为了中国新式报刊发展的中心城市,同时也正是《时报》的创办之地,由于那时的上海是条约所规定的港口城市,能够为出版业提供治外法权上的保护,能够获得进口新闻纸和印刷机器,也是一个全球文化的中心。

  这并非意味着外国因素决定了晚清出版历史的发生。更确切地说,它启发了新式出版人利用报刊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与社会观点,也为表达和传播改革理念提供了语境。然而,中国的出版业同国外的出版业在很多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西方的印刷业是在早期资本主义的推动下产生的,而在中国,印刷术的出现比欧洲早500多年,但其功能仅仅体现在政治方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新出现的印刷媒体的作用解读为:通过表达“想象的共同体”而催生新的主体性,尽管这一解读与晚清中国有一定关联,但安德森的理论的起点和终点都难以契合中国印刷业历史的演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并非资本主义与印刷业之间的互动使得新的政治团体变得可以想象,而是新式印刷业和政治改革之间的联系使得报人们挑战旧式理念,使得为他们自己和读者培育新的集体认同成为可能。这一重要的、严格限定的“集体认同”,并不符合安德森非常明确的“国家意识”模型。

  在清朝统治的一半时间里,特别是最后十年间,主要的社会危机和政治拐点记录了中国这种集体认同感的进化,也使得新式出版业的历史更具深意。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结束了1894-1895年间的中日战争,激发了年轻、求变的文人,也催生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报刊。1898年的百日维新进一步扩大了这些期刊所影响和占据的空间,而紧随其后的戊戌政变却又几乎消灭了所有的媒体,关键的报人也被驱逐流放。当清政府最终在1901年宣布实施宪政改革,中国大陆报业的又一次良机拉开了序幕,《时报》这样的报纸也能够通过扮演非官方改革派,着力扩大中国新的中层社会。

  开端:外国、传教士、商业

  西式报纸既能影响像《时报》这样的政治报刊的功能,也能影响其形式。自19世纪初期始,外国传教士、外国和中国的商业组织就借助报刊来达成他们的宗教或商业目的。在1815至1894年间,新式出版业几乎都由外国人控制,大约有150份左右的外国人经营的外语报纸,70多份外国人经营的中文报刊。尽管最早在华办报的是葡萄牙人,但英国人办报的数量最多,是其他国家所办报纸数量的两倍左右。美国人办的报纸数量位居第二,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德国和日本。这些报纸中的大部分都在条约划定的租借地出版,例如上海、香港、澳门、广州、福州、杭州、天津、西安、烟台等主要的中心城市。